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仕态|外国专家参观中纪委

2015-09-05 领导文萃
“周永康案是我们在谈到中国反腐时,最想了解的。”

2014年9月4日,参加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“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”的50名外国专家,应邀走进中纪委大院。在中纪委组织的座谈会上,“西班牙欧盟对话中国”项目负责人苏傲古公开询问“周案最新进展”。

苏傲古没料到,中纪委对周永康案寥寥几句的回应,后来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的重点报道。

在他看来,中央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正局级副主任王会杰的回答,是自己在提问之前“早已预料到的答案”。当时在现场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康说,王会杰只是将新华社发的一句话通稿读了一遍。

“如果他们(中纪委官员)想要回答,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。”刘康推测,主要原因还是中纪委“不习惯”回答如此直接的问题。

但无论如何,中纪委已将历史上第四次公开参观的机会,向来自世界各地的“中国通”们开放。

“过来认认门”

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教授费立民告诉记者,早在2014年6月,他就受到了中联部的邀请,参加2014年年度“共产党与世界对话”。但直到飞机落地北京后,专家们才得知将有机会赴中纪委参观。

9月4日下午两点半,50位外国专家和7名国内知名学者从万寿路某酒店出发,三点半到达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——这个大院在地图上没有标注,查号台没有登记,门口也没有挂牌,虽然没有军事禁区的标志,却由军人把守。

“从1980年代开始,我曾经无数次经过这个院子,但从未想到这里竟然藏着中纪委!”华裔学者、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在进门时感叹:“这次算是过来认认门。”

从大巴到中纪委小会议厅几十步的路程,被安排成为对中纪委办公区域的介绍:中纪委的核心职能部门——办公厅、政策研究、法规建设、宣传教育、党风廉政建设、巡视办等部门的办公室。

短暂参观后,专家们被请进一栋办公楼。刘康打量周围,发现办公室和自己去的其他国家机关“差不多”,与外交部等部委比,甚至略显简陋。然而,在“略显简陋”的会议室中迎接专家的官员,级别却不低。

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带领国际合作局、宣传部、组织部、法规室、党风政风监督室、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等部门领导已在会议室等候——中纪委各个分管部门的领导,几乎都参加了座谈会。“这样的安排,让我感受到中纪委满满的诚意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说。

“不会笑的人”

严肃,甚至是严厉,是在场许多外国专家对中纪委官员们的第一印象。

刘康告诉记者,谈到反腐,中纪委官员表现出了“党内‘司法’机关应该有的威严”:“语气、手势都极其严肃,就算不懂中文的专家,也能感受到。”

而外国专家们更感兴趣的是,中纪委怎么会这么有效率?据中纪委官员介绍,中央纪委的编制只有一千余人。2013年全年,共查处官员18.2万人。

“有些外国专家不清楚我国地方纪委体系。”王义桅教授说:“如果没有中纪委官员解释,他们会以为就是这1000人查了18.2万人。这简直是神话啊。”

交流会提供的另一个基本信息,是中纪委的办案程序。

费立民从1978年开始研究中国,但直到今天,他才真正了解了“中国式反腐”的全过程:“我看到的是一个连贯的查案过程,每一段都有清楚的分工。”但对一些专家来说,交流会“不解渴”。

会议第一个议程:介绍基本情况。会方准备的材料里,包括中英对照的领导演讲稿。阅读材料后,赵穗生得听相关领导用中文说一次,还得再听翻译一字一句读一次。对材料重复讲解,将提问环节压缩到30分钟。这让第一位在中国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学生、现任乔治·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不解:“我举了很多次手,但一直都没有被叫到。”

提问环节仍让费立民感到,中纪委正在得到新的公关经验。“提问是需要更直率沟通的。”他说:“我们希望是真正的交流。”

茶歇时分,费立民与中纪委官员进行了私下交流。在他看来,中纪委官员其实“很想回答问题”:“从个人来说,他们肯定是希望有自然的来往,当然他们又有很多不能说的地方。”

“在反腐的敏感时期,不光是中纪委,所有官员都害怕说错话。”刘康坦言,自己对提问环节也没太抱希望。

赵穗生笑言,自己此行的目的一是“看看中纪委大院长什么样”,二是看看中纪委那些“不会笑的人”。

“避免对中国政治话语的误解”

中纪委为了给外国学者们解释“八项规定”反对的“四风”,甚至准备了一系列漫画,在幻灯机上播放。在苏傲古看来,外国专家想要完全理解“四风”深层内容,并不现实。

“学习中国语汇,只能慢慢在中共的语言环境中分析。”费立民说:“外国人要了解中国话语体系,才能够明白概念的定义。”

然而,在中文翻译到他国语言的过程中,意思的流失不可避免。比如,将多党合作制下的“民主党派”直译成Democratic Party(民主党),将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直译成真的“打铁”。

另一方面,刘康的感受是,交流会上中纪委官员一板一眼的回答,进一步增加了翻译的难度。“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,持之以恒纠正四风,这些东西都是条条框框,比较空。”刘康建议,在与外国部门打交道时,中国官方应该选择一些更加具体的回答。

“中国官方语汇中的排比句和形象的说法,老外听起来很容易云里雾里。”王义桅说。比如,今年“两会”谈到“大老虎”问题时,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一句“你懂的”,中国人心领神会,却足以令外国研究者陷入迷雾。

费立民说:“外国研究者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避免对中国政治话语的误解。”

在打击“大老虎”方面,许多国际经验值得借鉴:扎赫兰来自埃及,201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受到腐败指控;阿根廷学者马豪恩告诉记者,2013年阿根廷副总统阿马多·布杜也面临腐败调查。

费立民的愿景,是未来中国政府更加透明。“1970年代,中国城市地图有一些都是机密,现在我可以直接向某些国家机构索要研究素材。”

他希望自己的研究生可以来参加中纪委的工作:“只要呆上几个月,就可以明白整个运作的过程。”

“一个东西太神秘、缺少透明度,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猜疑。”刘康说。

(摘自《领导文萃》2015年1月上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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